保利博物馆藏国宝青铜器精品欣赏

2018-03-16 10:31 尽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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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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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尊(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酒器:这件西周早期铜尊,内底有8字铭文:“司作父已宝尊彝从”。表明其为一位名叫司的西周贵族所作。尊作觚形,尊体等距离设置四条宽大的扉棱;从上至下装饰蕉叶纹、直棱纹、凤鸟纹等纹带,其中腹部以凤鸟纹为主题纹样,所饰凤鸟形象突出,头顶高冠,冠作放射状,俨然太阳一般。司尊通体装饰复杂,十分豪华精美,而且颇具特色,相当难得。

  保利藏金(青铜篇)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肇始于夏,盛于商周,曾辉煌了10多个世纪之久。由于被用来体现等级森严的身份,广泛用于贵族阶层祭神享祖、宴飨宾客及其他礼仪交往等活动而被称之为礼器,青铜器成为当时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几乎每一件青铜器都凝聚了我们祖先的才思与创造,成为卓越的艺术品。时光虽已跨越千载,许多青铜器至今仍具有无穷的艺术感染力,令人为之叹赞,为之叫绝。

  保利艺术博物馆自1998年开始筹建以来,即审慎地将收集和展出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重点工作,确定了不求多而全,只求精、珍、稀的方针。现馆藏的青铜器,绝大多数是从海外征集而来,它们时代上自商周,下至双唐,基本囊括了当时青铜艺术的各个方面。

  (左)豰簋(中)兽面纹方鼎(右)册鸟豆鼎,皆是商代食器。

  豰罍(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这件距今约3100年前的圆涡纹罍,为商代晚期青铜罍的典型形象,罍肩部设两个对称分布的圆耳,圆耳中间靠近器底处另有一个小圆耳,三个小耳均作牛首形,既富装饰效果,又很实用:通过肩部的两个小耳,可以把罍用绳子吊起来,再用手一勾中间一侧的小耳,可使罍倾斜并顺利倒出酒来,巧妙解决了罍装满酒后因重量大而不易倾倒的困难。

  豰爵(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这两件商代晚期铜爵,铸工精湛,轮廓线条刚劲有力,器表装饰兽面纹、云雷纹、蕉叶纹等多种花纹,上下可达三个层次,层次丰富而分明,花纹清晰且规整,它们是目前所见最精彩的商代铜爵之一。铜爵把手内铸有两字铭文,上面一字为一座房子的象形,下面一字表现的是两只手掐着一头野猪的形像。这两字铭文是铸造这件铜爵的部族的徽号,与该馆藏豰罍和豰簋上的铭文相同,应属同一部族。这是一个早已消逝的古老部族,今人已无从查考。

  兽面纹提梁壶(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这件小巧的提梁壶铸造于商代晚期,整体保存较好。壶腹的两侧设置提梁,器口上有小盖,通过精美的小提链与提梁相连,虽历经3000多年,但各部分连接丝毫未损,让人惊叹。通体装饰兽面纹等纹样,器身兽面纹带并非对称布局,而是由三个单元构成,极为少见。

  师酉鼎(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这件青铜鼎,造型、装饰均具西周中期青铜鼎的典型风格。鼎内有铭文10行92字,标明它是一位名叫师酉的贵族为了纪念周王在太室接见他,并赏赐给他一件豹皮大衣而铸造的。这篇铭文不仅字数多,而且内容极为重要。铭文开篇有“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等字样,年、月、月相、干支四项俱全,如此完备者存世仅30余件而已,而且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师酉簋密切相关,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等方面研究有重要价值。专家们一般认为,铭文中的周王应为周恭王,那么这件青铜鼎就铸造于恭四年,是恭王时代的标准器。

  从簋(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器身侈口,鼓腹,圈足与方座连接。两耳兽首耸角,下有方形垂珥。口沿下饰相间的龙纹和圆涡纹,两面均以小兽首为中心两相对称。腹部饰乳钉纹,底地光素。圈足饰圆涡纹和四蒂纹。方座四面纹饰一致,布局均呈倒凹字形,上部为相对的四个鸟纹,两侧为竖立的龙纹,中部光素。器底有铭文2行9字,通篇线条匀称,没有同期多数铭文的块面和仿形用笔,它虽然代表了金文字体的发展趋势,但其质感与后期的玉篆引的用笔特征还并不完全等同。

  夔龙纹四足圆鼎(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中国有句成语叫作“三足鼎立”。确实,中国古代圆鼎都是三足,这也符合“三点一面”的力学原理。然而,这件西周中期的四足圆鼎却是个例外,其圆身却下接四足,为迄今所仅见,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鼎的形制及使用制度等有难得的价值。鼎内原有铭文6行约30字,可惜大都漫漶不清。

  (左)(中)木羊簋(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这对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簋,造型奇特,很像今天的围棋盒,小口,腹部圆鼓,只是腹部两侧多了一对兽耳而已。器内底有铭文9字,最后明确标注其族氏“木羊”,与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多件铜器,同属于微氏家族之物,但这对簋时代早,对研究这一著名西周大族及庄白窖藏有重要参考价值。

  (右)兽面纹甗(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这件兽面纹甗,距今约有2900多年的历史。它的使用方式和原理与今天的蒸锅几乎相同:它由甑和鬲两部分合铸在一起组成,两者间设有桃形的箅子,箅子通过小环与器身连接在一起,箅子上开有5个十字形气孔。三根圆柱形的足,足上部袋状部位中空,内可盛水。如果足中间燃烧木柴,将鬲中的水烧开,水蒸气透过气孔,就可以把箅子上的食物蒸熟。这件甗的鬲部装饰三个高浮雕的怪兽头部形象,耳、鼻、眉、角、口、牙一应俱全,做工非常精细。甗的内壁铸有2行6字铭文,最后一个标示器名的字很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它就被称为“甗”。

  龙纹流鼎(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食器:这件青铜鼎鼎口一侧设一流口,鼎中液体可通过流口倾倒出来,当时称之为“匜鼎”。这件小鼎应铸造于春秋早中期的晋国,异常小巧精致,造型亦相当特殊:它的流作虎首状,虎张大口以为流;另一侧把手作貘首形。鼎上置一平盖,盖面中间立一兽钮,兽纽为犬形,昂首端立,身插双翅;兽纽前后的盖面之上各饰一一首双身的怪兽,其虎首龙身,身体盘曲,互相纠缠。小鼎整体构思奇异,充满了神秘气息。

  龙虎钮盖变形交龙纹鼎(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食器:这件鼎为春秋早中期秦国制品,铸造工艺颇为精湛,为早期秦国青铜器的代表作。其设计颇为巧妙:鼎上设置一个扁平的器盖,盖正中设一环形钮;两侧出榫,插入鼎耳内;盖边缘还有意增厚,并设有三个小卡子,使盖与鼎身之间扣合得非常紧密。如果再穿过盖上的环形钮和两个鼎耳加装一根木条的话,扣合更为严密,丝毫不必担心鼎内食物洒出来。鼎盖周边还装饰有三条立龙与三只伏虎,亦相当精彩

  龙目纹虎足盘(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水器:属2700年前的春秋早期,装饰十分精彩。它的底部设置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小矮足,每个小矮足均是一只伏卧于地的老虎,表现的是老虎即将腾越而起的那一瞬间的形象,老虎虽造型抽象,但十分生动可爱。

  金盉(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水器:这件春秋铜盉通体保存完好,造型新颖。它的上部为钵形,下为鬲状,中间设箅隔。鬲部有一短流,另伸出一把手,把手顶部装饰兽首并向内弧卷,构思巧妙。器身装饰蟠虺纹及三角云纹。兽首额上有一字铭文“金”。这类青铜盉为调和酒与温酒之器,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目前在安徽等地发现十几件,其中以这件金盉艺术水平最高,而且上有铭文,更属难得。

  嵌错社会生活图画壶(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食器:这对距今约2400年前战国早期铜壶,通体嵌错表现“乡射礼”、“大射礼”等周代贵族生活的图画。其中器身图画从上到下分为四层,其中最上一层表现贵族射箭和采桑的情景。在“射箭图”中,一群腰配短剑、手持弓箭的贵族男子,正列队走上一座高台进行射箭训练,还有一些人在鼎和俎案前忙碌着,为这些贵族男子准备酒食,供他们射箭之余享用;“采桑图”表现了一群贵族男女两人一组,在桑林中一边采桑、一边嬉戏的情景。人物姿态多变,场面生动有趣。第二层图画由多个单元组成,表现贵族们射箭比赛、射猎飞鸟和乐舞等场景。天空中,鸿雁成行飞翔,下面三个人半跪着,正用带绳索的箭射向它们,三只鸿雁正中箭坠向地面。射箭比赛是在一座比较讲究的台榭中举行的,台前设箭靶,台上站立五人。台榭下有一大帐,帐内六人或跪或站,形态各异。

  第三层图画表现的则是陆战与水战场面。在陆战图中,守城一方手持戈、矛等兵器在抵挡敌人的进攻,攻城一方,登上“云梯”向前冲锋。战事非常惨烈,一人已经身首分离。第四层也就是最下一层表现的是斗兽和对兽图案,其中斗兽图案共四组,每组由一位手持戈、矛一类兵器的武士及七头形态各异且高度抽象化的禽兽构成,颇为奇特。装饰这一类图画的青铜器,流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的三晋地区,但出土数量极少,它们内容丰富,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

  綯纹矮足敦(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食器:敦是一种盛装饭食的器具。这件战国早期铜敦,与常见的球形敦不同,形制少见。敦盖上面装饰三个圆雕小钮。其中一个小钮表现的是虎食人形象—一头猛虎正双爪紧抓一人,并将人压在身下,虎大口暴张,作撕咬状。

  为何采用虎食人形象?有专家认为,这体现了贵族对臣民与奴仆们的一种威慑力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虎曾被当作图腾,虎食人,并非真的是虎在撕咬人,而是虎与人拥抱正在交媾,体现了古人们的一种崇拜观念!

  另外两个小钮,一个表现猛虎正在撕咬野猪,一个表现的是一只正侧卧在地的幼年小象;虽然它们个体都很小,但生动逼真,虎身上的绒毛与象身上的鳞片等都清晰刻划出来,质感很强。以虎、象组合为装饰,前所未见。

  细线纹樽(东汉 公元25—220年)酒器:这件青铜樽是东汉时人们盛放酒的容器,器身就像是一个扁矮的圆筒,上面装饰鱼鳞形、菱形一类细纹,下面有三条虎形小短足。樽盖为博山形,装饰十分复杂,反映了2000多年前人们心目中的海上仙山——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云气缭绕,山顶伫立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龙、虎、鹿、麒麟、豺、狼等各类野兽在山间出没,奔跑跳跃,各具神韵,另有两位羽人手舞足蹈。这种博山造型多见于博山炉一类香薰,用于铜樽装饰则极为少见。

  蟠螭纹浅腹鼎(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食器:该鼎折沿立耳,耳向外撇,短颈略束,颈肩折转,腹部圆和内收,下接平底,下腹周边有三条上粗下细的蹄足。器大而低矮,腹浅而足短。器颈饰一窄条勾连雷纹,腹部以较宽的蟠螭纹带为主纹,由两条缠绕的螭龙组成一个单元,交错排列。主纹带下饰一周凸弦纹,下为一周勾连雷纹,它与颈部宽度相等的勾连雷纹构成主纹带的上下边栏。最下面为等距离排列的垂叶纹,内饰兽面。鼎足两面饰蟠虺纹,另两侧则饰与鼎身主纹相同的蟠螭纹。鼎足上部兽面的眉角以螭龙盘曲而成,兽首密布羽毛状线条,好似雄狮颈毛,颇为复杂。

  人形足高柄灯(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这件西汉铜灯,是中国已知唯一一件汉代两用灯。它的最上面是圆形灯盘,灯盘内心安放一个蜡烛纤,可以插放蜡烛。外圈则是油灯,外壁上设置一个龙首形的小流嘴,浸泡在油里的灯捻通过龙口伸出,点燃后就成了油灯。这件铜灯以底座下的三位擎盘小人最具艺术性。他们屈体下蹲,作双手用力向上擎举状,十分生动。三人皆扁平脸,头发向上盘起形成发髻,身上仅穿一条“丁”字形短裤,身体表面呈现大面积文身图案,形像极似今天日本相扑选手。这是日本国技相扑源自中国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错金银承弩器(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兵器托:承弩器是古代中国用于辅助开弩的器具。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弩是重型武器,但难以单用手来张弩,特别是在狭小的战车上,张弩十分困难。聪明的中国古代祖先便设计了这种承弩器,它们两两成对,后端是个长方形的套管,可固定在战车车箱前端;承弩器前部内曲形成弧形凹槽,槽帮上角略勾曲。若将弓卡在凹槽内,再向斜上方用力拉弦,由于有凹槽吃力,弩便被相对较为容易地张开了。连接凹槽的部分还向前伸出呈抛物线状的圆柱,张开后的弓弩可以搭放在上面,如需发射,沿抛物线向前一推即可瞄准射击了。这短短的承弩器,解决了战场上的大问题。这对西汉时期的承弩器,顶端作出兽头状,通体用金和银嵌错漩涡状的流云纹,色彩艳丽,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豪华精彩的承弩器之一。

  (左)战国斑纹钺及漆鞘(中)战国错金音律铭文剑及漆椟(右)商代兽面纹胄

  叠瓣龙纹鼎(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食器:这件大鼎,据传出自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春秋晚期许国国君许灵公之墓,是为许灵公陪葬的一套七件列鼎中的一件。鼎通高63厘米,最宽处达79厘米,气势雄伟。鼎外周壁嵌接六个造型奇特的怪兽形耳,怪兽头竖大耳,大尾上卷。鼎口沿处装饰细密工整的交龙纹,腹部饰四周垂瓣,内饰交龙形。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某一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是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双龙耳盘口壶(唐代 公元618—907年):这件唐代铜壶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一带的艺术风格,应当是中国工匠向古波斯即今伊朗一带的艺术家们学习的结果。它造型修长而优美。壶自肩部至器口有一对双龙耳,它们的身躯呈S形,正垫起脚尖伸着头向壶内,似乎正要饮壶内的琼浆玉液,生动活泼。目前所见的双龙耳盘口壶多是瓷器和唐三彩制品,青铜制品则极为罕见。

  龙首形盖弓帽(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这件西汉早期的器物是古代伞盖或帐构的弓帽,通体作呈“S”形的龙形,龙体中空,可套插伞骨;龙身上面设一倒钩,用来勾挂用作伞面的织物。它通体鎏金,色泽华美,而且龙的雕塑手法极为精到,龙昂身上扬作飞翔状,双角斜立,两眼圆瞪,大口暴张,牙齿锋利,凶猛异常,就像是一条正在准备出击的眼镜王蛇!

  前已发掘的汉代墓葬数目繁多,出土的这类伞骨前端的装饰即盖弓帽也很多,但豪华程度、精彩程度没有一件能够超过它。专家们称誉它是目前所见汉代艺术水平最高的龙。能够拥有它的一定是汉代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帝王。有学者怀疑它就出自西汉景帝的阳陵,是景帝华盖上的装饰!龙身上刻有极细的5字隶书:“西方第十三”,当年帝王的大伞一般有伞骨28根(象征二十八星宿),而它则是其中从西方数第13根。它们上面刻有数位,可以避免在拆装大伞时发生差错。

  立兔形尊(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酒器: 这件西周时期兔形尊是目前所知中国时代最早也是唯一一件立兔形尊,距今已有2900年的历史了。兔子三瓣豁嘴,四瓣蹄,两只大耳上举,短尾下伏,形象十分写实。这件立兔形尊背上还有一只伏卧的小兔作为器盖的钮。虽然它的形体很小,但鼻眼清晰,相当传神。它与立兔相结合,好似表现一只原本安安静静伏卧在草丛中休憩的小兔,突然被狩猎队伍的马蹄声、弓箭声惊醒,当即站起身来四下观瞧,并随时准备逃跑的场景,艺术构思十分精妙。兔尊盖内有2行13字铭文,标明它当时一位名叫典的贵族,因为周王命令小臣丰赏赐给他一件校正弓的用具,他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而制作的。

  兽面纹方彝(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

  先斝(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这件商代晚期铜斝通高45厘米,属于存世少见的商代大型铜斝。这件铜斝三个丁字形足较高,造型颇显优雅。器外壁上饰兽面纹及蕉叶纹,具有当时青铜器装饰的典型风格。器底上有1字铭文“先”,表明它与该馆所藏先方彝一样,都是商代“先族”的遗物。先族为商代大族,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

  版方鼎(商纣王二十二年 约公元前1054年)食器:此鼎铭文较重要,引起了学界关注。《文物》2005年第9期上发表李学勤先生《试论新发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一文,率先对此器铭文的重要意义加以阐明。李文指出版方鼎铭文中的“文武帝乙”即帝乙,彡(肜)日为周祭,该器的重要性在于是帝辛廿二年五月乙未的标准器,可证帝辛将帝乙列入周祭祀谱。

  羊首铜铲(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这件商代晚期铜铲应出自山西、陕西交界地区某一大型贵族墓中。胎体厚重,保存完好,未见任何残损。铲体呈半圆形,柄呈长条形,与以往所见的炭铲不同,形制特别。铲的顶部装饰一大角向前旋转并翘起的羊首,柄身上饰龙目纹,接近铲体部分另饰一牛首图案。这件铜铲,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商代青铜制生产工具。但专家们从形制、保存状况等方面分析,它并不实用,很可能用于某种礼仪活动。

  车形铜盒(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这件小巧精致的西周晚期铜盒,应是当时晋国贵族用于盛放贵重物品的器具,目前仅在山西曲沃、闻喜等地发现寥寥数例。盒下安装四轮;盒身四角饰回首夔龙,四壁装饰波带纹,腹两侧各有一供牵引用的小环;盖面四角各立一只昂首展翅、可任意转动的小鸟,中部为中间开合的两扇小门,小门分别以一人一猿为钮,人为蹲姿,猿为坐姿。这件小盒虽形体不大,但造型特殊,设计新颖,特别是盖顶四只小鸟、底部四轮及两扇小门共10处可以自由转动,颇具巧思。


来源:中国青铜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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